孔祥俊：诉讼是企业的权利，不应贴“碰瓷”“恶意诉讼”标签

文｜财经E法 樊瑞

编辑｜朱弢

一提诉讼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通过司法机关讨个“公道”。但当诉讼双方的主体为企业时，事情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。

那么，企业提起诉讼，除了常规的维权，还有哪些目的？又各有哪些特点？企业诉讼是否有滥用司法资源的情况？

11月26日，《财经》商业治理研究院与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举办“破解企业司法维权囚徒困境”学术论坛，结合近年来出现的典型现象和案例，就如何破解企业司法维权“囚徒困境”问题进行深入探讨。这是国内首场聚焦企业司法维权议题的高端论坛。

在论坛上，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孔祥俊介绍了企业的多种诉讼形态，他还指出，“不论当事人和其代理人的初衷、动机和目的是什么，但如果他确实有权利，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无可厚非，不应当对其附加一些歧视性色彩。”

孔祥俊曾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凯法学院院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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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诉讼各有目的

据孔祥俊介绍，企业的维权诉讼情况复杂、目的也不尽相同，但主要包括五种基本情况。

其一是保护合法权益的常规和基本诉讼，包括违约和侵权诉讼，主要是寻求法律救济，追求正常的利益得失。

其二是以市场竞争为目的的诉讼。“诉讼目的可能不在于企业得到多少赔偿、获取多少具体经济利益，更多是为谋取一种竞争优势，或是谋求一种市场效果，比如，争取自己进入市场，或是防御别人进入市场，展开市场攻防战。”孔祥俊指出，这种情况在知识产权领域尤其突出。

孔祥俊进一步解释，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利有一定的区别，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工具。知识产权诉讼不仅仅是为具体权益得失，还具有诸多附加或延伸功能，从而具有竞争的工具性，成为市场竞争的攻防武器。

比如，企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要进行知识产权布局，如果布局做不好，可能就无法进入这个市场。反过来说，竞争对手可以通过主张知识产权，将某家企业阻止在市场之外。即使在国内市场，很多知识产权诉讼本身也不一定是追求具体的利益得失，更多为谋求在市场中一些好处，被作为竞争的手段来使用。

其三是试探性诉讼。这类诉讼旨在探寻和明晰法律标准。涉及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、新技术领域。因为这些领域发展比较快，法律规范还没有跟上，也没有形成共识和稳定的法律标准。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通过诉讼的方式探路，来明确法律定义和标准。

其四是勒索性诉讼，也可以称为劫持性诉讼，最典型的是通过知识产权诉讼、专利诉讼等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，比如上市前，胁迫企业以获取非正常的利益。

其五是可能涉及到其他滥用诉权的诉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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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给企业贴标签

孔祥俊认为，应当区分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诉讼。

他指出，和常规诉讼相比，企业在特殊的权利保护领域有一些特殊的需求，或者天然具有这种属性。比如，知识产权落实到维权时就有很强的竞争性。

至于试探性诉讼，孔祥俊指出，法律具有滞后性，在法律救济不能及时、充分的情况下，通过诉讼在个案当中明晰行为规范和法律标准是正常的，其本身也是正常法治的一种途径。司法和立法本身就有分工，立法只能解决大问题，本身就有滞后性，司法针对事后纠纷，在个案中做裁判，能够与时俱进。

“所以无论是竞争性诉讼还是试探性诉讼，完全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它，不要刻意对它附加什么色彩或限制，这没有必要。”孔祥俊指出。

同时，孔祥俊认为，对于涉及中小权利人的商业维权也应平等对待。在商标、著作权等领域，存在众多分散的中小权利人，此前出现一些因为小案子到法院打官司而被质疑浪费、滥用司法资源的评价。

“不论当事人和其代理人的初衷、动机和目的是什么，但如果他确实有权利，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无可厚非，不应当对其附加一些歧视性色彩。”孔祥俊认为，应当对这些维权行为给予宽容，其实这无异于在社会中活跃着众多“私人检察官”，通过其行使权利，可以弥补公权力救济不足，遏制侵权多发频发，净化市场环境。他建议，应考虑在法律制度中设计相应激励措施，如惩罚性赔偿等。

孔祥俊还强调，不应轻易给企业贴“碰瓷”“恶意诉讼”之类的标签。“这种贴标签的行为很容易带来误伤，使人们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诸如有罪推定，在道德上占领高地”，孔祥俊认为，司法用判决说话即可，要慎重遏制诉权行为。

孔祥俊指出，诉讼只是启动一种诉权行使，是否成立及支持到何种程度，由法院决定，而不取决于行为人，因而不至于造成司法资源的大规模滥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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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培养健康的维权观

同时，大企业压缩小企业生存空间的劫持性诉讼，小权利人阻挠大企业的诉讼，也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诉讼。

孔祥俊认为，诉讼劫持涉嫌滥用诉权，其中一种主要的情况是，个别大企业利用竞争优势来挤压新企业的生存空间，尤其是利用诉前禁令等形式行使权利，“其实这个权利本身没问题，但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在打压、封杀竞争对手”，包括现实中存在的小权利人也可能来劫持大权利人，勒索大企业的行为。

但他也指出，企业只是启动了司法程序，关键在于司法如何发挥作用。司法发挥调节器功能，应当坚持平等保护，中立立场，不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审判。

在孔祥俊看来，诉权是高位阶的救济权利，保护是主流，只是特殊情况下构成明显滥用，给他人造成损失，才需要提供反滥用的救济。

但孔祥俊强调，国内外的共识是，诉讼作为最终的救济手段，虽然有时会很有效，但具有成本高、期限长、程序复杂等特点，还可能受到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，是一种昂贵的维权途径。

比如，在知识产权领域，虽然国家一方面在不断地加大保护力度，努力营造良好的维权环境，但具体诉讼的成本仍然很高。

对此，孔祥俊指出，随着法律制度日趋完善，操作性越来越强，赔偿额大幅增长，惩罚性赔偿增中，可以对维权产生激励作用。而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日趋完善，维权难、成本高、赔偿低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。

孔祥俊还呼吁，应注意培养健康的维权观。对于一些企业出现“赢了官司输了人心”“欺负弱者”等的社会评价，他认为这些与大众心理、社会思潮、舆论引导都有关系。在社会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，更应当以平常心对待企业诉讼维权，营造宽松、宽容、信赖司法的环境。